知行论

 

说明知和行的关系理论。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一个十分受重视的问题。传说商代初期的伊尹告诫商王太甲说：“弗虑胡获，弗为胡成?”意思是不考虑怎能弄明白，不去做怎能成事呢?到了孔子，他重视学习，更重视行。墨子也很重视行，认为言论的是非有三个标准，其中之一是见之于行的实效。战国后期的荀子在知行学说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他主张一种知和行的统一说，把行动和认识结合起来了。

 

到了汉代前期的唯心论者董仲舒，他较早提出了知先于行的这一形而上学的看法，无视于行对知的作用。唐代的柳宗元认为来源于大自然的人的心理实质有两方面：人从自然得到一种“刚健”的气和一种“纯粹”的气，前者就是意志，即行;后者就是认识，即知。

 

除了这两端外就没有别的了，人要能发挥这两方面就行了。这一见解是很有创新意义的。此后知行理论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，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。

 

首先是宋代的主观唯心论理论家，他们都主张知先行后。例如程颐在《遗书》中说，“须是知了方行得”(卷十八)，又说“君子以识为本，行次之。”(卷二十五)对于知行问题，客观唯心论者朱熹讲得较多。他继承了程颐的学说，但有可贵的发展。他认为知先于行，但知和行统一在一起：“知行常相须，如目无足不行，足无目不见。

 

论先后，知为先;论轻重，行为重”(《朱子语类》)。他把知和行的关系说得较确切，把知行学说推进了一步，接触到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。其次要提到明代的主观唯心论者王守仁。他以他的知行合一说而著称。但知行合一的看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，抹杀了知和行的实质区分，完全不合科学。比王守仁稍后的是王廷相，他揭露了知识能力的先验论错误。他说的行也称为“履事”、“习事”、“实历”或“练事”，相当2022考研于现在所说的实践。他说：“讲得一事即行一事，行得一事即知一事，所谓真知矣。徒讲而不行，则遇事终有眩惑。”(《与薛君采书》)王廷相主张知行并重，叫做“知行兼举”。

 

知行兼举的说法是对知行分离的看法的一种批判，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说法的纠正。中国古代对知行论的科学发展有贡献的是清初的王夫之。他的知行理论更接近辩证法。王夫之尖锐地批判了过去一切重知轻行的不正确说法，强调行和知同样重要，指出行终究是主要的，且容易受到忽视。他说：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，千圣复起，不易之言也。……知非先，行非后，行有余力而求知，圣言决矣?而孰与易之乎?”(《尚书引义·说命 中二》)这说明他完全赞同知不难而行难这句话，但并不把知和行强分先后而认为行是较为重要的。他又进一步指出知和行是不相离的。但他还有一些看法，如说“知能(行)同功而成德业”(《周易外传·系辞二》)和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(《尚书引义·说命 中二》)，则不无问题。前者是把知和行同等看待，实则行归根是主要的。后者认为行可兼知，则未免抹杀了二者的实质区分